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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牛汝辰
至年，重庆市辖区内共设40个区、县（自治县），个乡、镇、街道。乡镇级以上政区合计个。我们统计了年时的政区地名。将年的地名数据与年的地名数据比较。
之所以选取年与年作为比较的对象，是因为年的政区名称还较多地保留了传统的政区和名称，年以降，行政区域调整剧烈，史所罕见，名称变动极大。一是撤并乡镇，乡、镇、街道总量由年时的个调整到年时的个，减少了个行政单位和政区名称，减少幅度为36％。从历史上看，这样的减少幅度是非常巨大非常惊人的。二是乡改称镇，镇改称街道。年，有街道92个，占比不到6％；镇个，占比近43％；乡个，占比超过51％。年的时候，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有街道个，占比超过15％，比年猛增了近10个百分点；有镇个，占比接近57％，比年时剧增了14个百分点；有乡27个，占比近28％，比年猛降了23个百分点。
这种变化是空前巨大的，而且这种调整似乎还没有完全结束。我们考察政区地名的用字情况，没必要考察“乡”“镇”“街道”“县”“区”等政区通名。我们只对专名部门进行考察。为了叙述方便，未作特殊说明时，文中所说“地名”“名称”或“政区地名”“政区名称”等都是指专名，不含通名。
我们将考察重庆市政区地名专名部分的用字特点。由于汉语一个音节就用一个汉字表示，一个汉字基本上就是一个音节。所以，在叙述中有时用“音节”代替“字”，说单音节就是一个字，双音节就是两个字，多音节就是含三个或三个以上汉字，以此类推。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，我们在研究中，除作平面的静态描写外，还适当地将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与对比，作历时的动态分析与比较。动态的历时数据有时更能说明问题。
（一）地名用字统计
关于政区地名用字情况周文德做了详细统计。年，重庆个乡镇级以上地名，总共使用汉字字次。使用了个不同汉字。其中，出现在地名末尾的汉字个不同单字，占使用单个汉字总数的52％，也就是说，超过一半的所用汉字用在了地名末尾。这些地名尾字多数是通名汉字。使用次数最多的5个汉字分别是“龙”“溪”“石”“家”“山”。表3.1所示。
除上述5字外，出现频次较高的字有如下情况。出现频次超过30次的有3个字（汉字后的数字表示出现频次，下同）：“大”34次、“桥”32次、“坪”30次；出现频次超过20次不足30次的有13个字：“南”27次、“双”27次、“安”26次、“江”26次、“坝”24次、“河”24次、“平”24次、“城”23次、“新”22次、“口”21次、“三”2l次、“水”21次、“白”20次；超过10次不足20次的有32个字：“兴”19次、“高”17次、“金”16次、“路”l6次、“沙”16次、“阳”16次、“中”l次6、“东”15次、“峰”l5次、“和”14次、“马”14次、“云”14次、“塘”13次、“天”l3次、“子”13次、“长”12次、“太”12次、“土”12次、“永”12次、“风”11次、“黄”11次、“泉”11次、“市”11次、“田”11次、“渡”l0次、“隆”10次、“门”10次、“清”10次、“滩”l0次、“万”10次、“五”10次、“鱼”10次。
（二）地名文化特色
通过对年、年、年三个时间段地名用字情况的统计和比较，我们发现了重庆地名用字的一些特点。1.尚“龙”的“龙乡”文化出现频次最高的汉字是“龙”字，在统计的三个时间段里，“龙”字的使用频率都高居榜首，而且遥遥领先于第二名。年时，“龙”字使用80次，远远超过第二名“溪”字的55次。年，重庆个区、县、乡、镇、街道地名，总共使用汉字字次。“龙”字就占了3.6％。年时是79次，远远超过第二名“溪”字的58次。年是次，也远远超过第二名“石”字的77次。年，所用总字次为字次，“龙”字就占了3.3％。
从这一点我们似乎明白了，为什么重庆的龙在全国那么有名，特别是重庆的铜梁龙，驰名中外。在中国大型集体活动中，我们总能看到铜梁龙的身影，这与重庆人特别喜好龙有着深刻的渊源。重庆铜梁有“龙乡”之称，这是当之无愧的。
有学者认为，龙是古代巴人崇拜的图腾，巴的得名就与“龙”有关。邓少琴甚至认为龙为神化之巴。他说：“蛇在殷世，则以‘龙’称之……像巨口长身之虫，盖即‘巴’字。龙为神化之巴，无可疑焉。”今天，我们从重庆地名用字的事实中，似乎也能印证邓少琴先生的说法。重庆人对“龙”已经不是一种偏好与热爱了，而是一种图腾崇拜了。
2.山、溪、石、坪、坝的地貌特征
从年、年、年三个时间段地名用字情况的统计中可以看到，字频最高的几个字没有什么变化，“山、溪、石、坪、坝”这几个汉字在三个时间段的统计中都居前十位。这几个字恰好反映了重庆的地形地貌特点。山多、溪流多、石头多，坪坝也不少。
3.“桥”字地名
与“桥都”文明带“桥”字地名用字非常多，是人类物质文明建设的地名用字中频率最高的一个，在高频字中，这种现象是少有的。之所以会这样，与重庆的地形特征不无关系。重庆山稠岭复，沟纵涧横，江河流深。出行十分不便，唯一的好办法就是搭建桥梁，以济江河。大江大河建大桥，小溪小涧搭小桥。桥成了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是人们交通运输中的重要关节，随处可遇大大小小的桥梁。风格各异，材质有别，宽窄有度，长短随地就形。可能没有哪个地区能有重庆这么多的桥梁了。
重庆有最早的石拱桥、最早的桁架拱桥、最宽大的桥。细读重庆“桥史”，也就是读一部重庆的发展史，桥梁已经和这座城市的发展血脉相连。国际著名桥梁建筑工程大师、美籍华人邓文中先生说，重庆是名副其实的“桥都”，桥梁数量最多、桥型种类最齐全，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。重庆被誉为“中国桥梁之都”，也就果真名副其实，实归名至了。
据了解，从桥梁数量看，截至年底，重庆建成的公路桥梁就有多座，非公路桥梁就数不胜数。到年5月，重庆的“桥梁总数已超过万座”。一个只有多居民的酉阳县龚滩镇，桥梁众多，各式各样的桥梁成了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，卷拱桥、平板桥、桥重桥、屋架桥、大桥包小桥。在一条顺岩壁而下的溪流上竟架了18座桥，当地人称“一沟十八桥”。由此可以管窥重庆桥梁之一斑。重庆的桥梁有着悠久的历史，自古以来，人们就在不断地建桥修桥，所以才有那么多的“桥”字地名。
4.姓氏地名多为移民的结果
带“家”字的地名数量众多。年和年的统计，“家”字使用频次排第4位，年时排在第3位。以姓氏命名地名在重庆是一个普遍现象，乡镇以上政区地名以姓氏命名的就有如此之多，而村落、居民点等地名用姓氏命名的就更普遍了。乡、镇、街道地名涉及的姓氏有41个。它们是巴、白、柏、包、保、蔡、陈、邓、丁、董、冯、杠、高、郭、黄、季、姜、李、任、施、石、孙、覃、谭、黄、季、姜、李、任、施、石、孙、覃、谭、陶、田、童、王、吴、肖、谢、熊、徐、余、曾、詹、赵、周。
以家族姓氏命名地名，与明清时期的川渝移民政策有很大明清之际，长期的战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，对四川和重庆地区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人烟稀少，土地荒芜。比如乾隆《富顺县志》卷五载,当时全县“民之存者不一人，若能完其家室者，干万中不一见也，鸡彘绝种已数年。在四川最富饶、人口最密集的成都平原，情况严重到成都所属州县，人烟断绝千里，内冢白骨亦无一存，子遗无可为食，地中掘枯骨而糜之以糊口。巴蜀的绝大部分地区，似乎已成为“无人区”。面对因战乱造成的极度萧条，清王朝为了恢复经济，于顺治十年(年),开始推行鼓励移民入川的政策，主要从今湖北、湖南,以及陕西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、福建等地招徕大量移民。在湖广(湖北、湖南)移民中，又以湖北人最多。这就是清代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。顺治十三年(年)正式提出招流垦荒，通过行政和财政等手段，动员组织流民回原籍开垦复业，企图以川民而实川户。康熙七年(年)，清廷颁行“招垦条例”，以一系列优抚措施吸引各省无地、少地民户或灾民举家入川垦业。在插占为业政策的鼓励下，大量移民来了。
位居川东门户的重庆，自然是外省移民经长江东来的第一站，移民看到重庆是个经商的好地方，河谷地带土地肥沃，灌溉便利，便聚族定居下来。川渝地区许多以家族姓氏命名的地名，就是这种插占为业移民政策下，移民移居地的地名命名方式。移民来到新地方，既不知该处叫什么名字，也不知道别人把这里叫什么名字，于是，大家都以自己的家族来命名所插占之地。这样的地名命名方式是非常自然而普遍的。重庆的家“字地名如此众多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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